王凯与波兰卢布林省省长斯塔维亚尔斯基会谈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被日益整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跨国公司的四处游走，已经使全球法律服务市场呈现出一体化的局面，地方性律师事务所成为跨国律师事务所的代理商，而从全球到地方，在商法领域几乎都运作着内容和操作规程基本同样的法律形式。

法律是国家借以实现对个人的控制的工具，规则被有意识地设计出来以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或者赋予基本的社会原则以效力，而这种规则能够被个人以自由而平等的方式加以改变，也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公民，法律的创制、执行与适用有着明确的分工，司法治理在法律秩序中居于中心地位。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在国内的确也有着某种另辟蹊径的法律改革幻想，如人民司法等模式。

在第二个阶段，世界银行开始为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改革提供独立的贷款，提出了法治的长期规划，这些规划包括能力建设与制度发展贷款、结构调整贷款，独立的法律和司法改革项目，其中最大的一笔是投入到俄罗斯的法律改革，数目达到58万美元。然后，笔者将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来考察他们自主寻找法律与经济发展规律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全球法律地方化，即对发达国家法律的继受，也包括对这一过程批判与反思。但从描述性的视角看来，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法律全球化，其中鲜明地包括了两个过程：一个是发达国家将自己的地方性法律上升为全球法的高度，是为地方法律的全球化。一些学者认为，第二轮的法律与发展运动正在经历震荡与整理的过程，或许新一波的法律与发展正在反思与酝酿之中，楚贝克等学者将其称为新法律与发展，或者法治第二波。在上文中，笔者已经提到，对于法律全球化的进程，发展中国家在1970年代已经激起了一次较为强烈的反弹。

经济作为一种事实性的力量已经获得了普遍的承认。而民国时期的法律改革，也具有鲜明的社会法学的色彩。这些举措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方面，而变成了系统性工程。

更引人注目的是，WTO法、世界银行法律发展计划与巴塞尔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改革施加了越来越巨大的影响，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照国际标准来变更自己的法律规则。而更重要的部分是在世界银行。通过世界银行帮助发展中国家修改商法和其他经济监管方面的法律，并资助推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和人权事业。在第一阶段，随着石油危机和随之而来的主权债务危机，迫使发展中国家开始向世界银行谋求贷款，而世行贷款的条款中也开始增加一些要求借款国实行一定法律改革的内容，这种贷款被称为结构调整贷款，这些内容包括财政改革、结束汇率管制、贸易自由化、保障财产权、终止补贴和国有公司私有化等。

而我们恰恰生活在经济脱嵌并进而殖民生活世界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将变成商品，一切逻辑都将转译为经济逻辑，一切问题都势必与经济发展相关。美国国际开发署开始在拉美推动宪政改革，促使哥伦比亚于1991年通过了具有司法审查内容的新宪法。

在内容上，它着眼于法律制度改革，尤其是司法改革。2010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研讨会，题目为《金砖四国的法律与发展》，主办方邀请了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参加。这些意外的发现超乎了当时法律发展专家们的预料，也促使他们对自己的理论预设进行进一步的反思。在这一背景下，到了1990年代初形成了著名的华盛顿共识，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成为这一发展理论的忠实执行者。

由于当时的参加者主要是比较法学者、第三世界法专家，法人类学与法社会学家，因此，他们所采取的是一种文化主义进路，对于法律制度改革和律师职业等并未给予过多关注。这些部门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律师组成，甚至其中有些部门，如快速反应组的专家利用比较法来从事金融行为、金融市场、公司金融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研究。然而，到了20世纪末，华盛顿共识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反思。而到了1990年代，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开始日益高涨，这种运动不仅成功阻击了WTO的法律进程，而且部分反全球化先锋以与达沃斯论坛针锋相对的形式组织了世界社会论坛，提出另一种全球化的政治构想。

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法律职业培训。在制度层面，这一计划主张保障财产权利，促使有效执行合同，防止政府权力滥用和过度的管制。

然而事与愿违，到了1970年代中期，由于各方面原因，第一次法律与发展运动转入低潮作为行动系统的法律必将重塑继受国的社会关系，而作为意义系统的法律也不可避免地转变继受国民众的意义认知，它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是持续而深远的。

1962年开始，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美国开始通过输出一些美国法律毕业生进入非洲的大学来促进非洲的法律教育，这一项目随后又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和平队的资金支持。在制度层面，这一计划主张保障财产权利，促使有效执行合同，防止政府权力滥用和过度的管制。美国司法部与一些拉美国家合作，改革他们的刑事法律制度和警察制度，在哥伦比亚促使了检察制度改革，在洪都拉斯和巴拿马开展国际刑事调查训练项目，在危地马拉，美国国际开发署推动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这一背景下，到了1990年代初形成了著名的华盛顿共识，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成为这一发展理论的忠实执行者。韦伯看到了这一过程的不可逆转，它正像脱缰的野马，拖拽着人类朝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从发达国家的视角看来，法律与经济发展是对外发展援助的组成部分。

此外，法律本身也暗藏着某种支配性的逻辑，它可以嵌入某些议程，从而在特定的时刻影响经济走向和世界财富分配。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贪污腐败、食品安全越来越取代经济增速成为民众讨论的核心议题，而这些因素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肘腋之患。

第三个阶段从1999 年至今，被称为综合发展（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第二个阶段是从1990年到1999年，被称为治理（governance）。

这种现代化，绝不仅仅是建立现代经济体系，还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结构、政治格局和法律制度。第一次法律与发展运动1960年代中期，出于巩固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需要，美国和欧洲试图在拉丁美洲与非洲从事一定规模的发展援助。

而到了1970年代中期，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也加速了第一次法律发展运动的终结。他们认为，这些国家的法律文化过于形式主义，无法适应快速变动的经济生活，主张通过法律实用主义来克服殖民地时期引入的欧陆古典法律形式主义所造成的僵化局面，将美国式的以政策分析为核心内容的法律思维引入拉美和非洲。从法律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来，法律似乎既不是某种道德主张的规则表达，也非某种民族精神的自然言说，法律毋宁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一项有意图的事业。这些意外的发现超乎了当时法律发展专家们的预料，也促使他们对自己的理论预设进行进一步的反思。

最近值得关注的还包括以巴西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新发展主义，主张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政策，在自由市场与国家规制之间寻找中间道路，以同时避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其关注点也从单纯的发展经济，延伸到了培育社会。当时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的一些大学、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国际法学会以及国际法律中心等参与，由一批美国精英法学院的教授们主导，开始向拉丁美洲输出美国法律教育模式，少量计划也涉及到了非洲。

在这一历史性的互动过程中，发达国家往往抱有好为人师的态度，将本国经验作为教科书模式，谋求地方法律的全球化，而发展中国家则往往抱有知耻而后勇的情绪，一方面试图寻找适合本国特殊情况的发展之路，一方面又不得不继受发达国家的法律模式，形成全球法律的地方化（桑托斯语）。比如美国对知识产权法的强调，对国际金融法的重视，尤其是晚近对国际环境法的热忱，在某种程度上都左右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关注点，而导致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沿着这样的议程进行相应的法律改革，并做出具体回应。

而随着经济一体化，外来力量对本国法律的重塑，也使得发展越来越由一个纯粹的经济议题变成法律议题，法律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而经济世界恰恰是没有疆界的，里面的世界与外面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法律全球化的两种视角以上是对法律与发展运动历史的简要回顾，实际上这一过程极其复杂，而我所陈述的仅仅是这一庞大过程一些组成部分，这一过程还包括跨国公司之间形成的新商人法，巴塞尔委员会的金融管制协议，WTO的法治项目等等。

二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法律与发展问题光怪陆离而又充满悖论的图景。另一个是被包装的全球法被移植到发展中国家，是为全球法律的地方化。第二次法律与发展运动第二次法律与发展运动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叶。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看来，法律与经济发展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而法律与经济发展也自然成为现代法律理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另一方面，印度、巴西、俄罗斯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给华盛顿共识带来了冲击，这些并未照搬华盛顿共识主张的发展中国家似乎也走上了引人注目的高速发展之路。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也试图拓展发展的概念，从提高人的实质性自由的角度来重新看待发展，而出身于巴西的法学家昂格尔更是从左翼的立场提出，发展中国家理应抛弃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义，自主地安排发展政策，但必须考虑到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兼容性，他主张通过教育投入来提高个人的能力，通过高质量的民主来促进民众对经济发展的参与。这些改革包括推销美国的宪政制度，尤其是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

而在经济学领域，凯恩斯主义遭到废黜，政府失灵，权力寻租遭到抨击，公共选择理论大行其道，宏观经济学向微观经济学回归。而另一方面，继受发达国家的法律意味着在规则上受制于人，因为法律既是一种行动系统，同时也是意义系统。